刑事訴訟法

被告得隨時選任辯護人。犯罪嫌疑人受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者，亦同。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或家長、家屬，得獨立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選任辯護人。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身心障礙，致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通知前項之人得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選任辯護人。但不能通知者，不在此限。

有下列情形之一，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

一、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

二、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

三、被告因身心障礙，致無法為完全之陳述。

四、被告具原住民身分，經依通常程序起訴或審判。

五、被告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而聲請指定。

六、其他審判案件，審判長認有必要。

前項案件選任辯護人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審判長得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

被告有數人者，得指定一人辯護。但各被告之利害相反者，不在此限。

指定辯護人後，經選任律師為辯護人者，得將指定之辯護人撤銷。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身心障礙，致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或具原住民身分，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應通知依法設立之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護。但經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主動請求立即訊問或詢問，或等候律師逾四小時未到場者，得逕行訊問或詢問。

被告或自訴人之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或家長、家屬或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於起訴後，得向法院以書狀或於審判期日以言詞陳明為被告或自訴人之輔佐人。

輔佐人得為本法所定之訴訟行為，並得在法院陳述意見。但不得與被告或自訴人明示之意思相反。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身心障礙，致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有第一項得為輔佐人之人或其委任之人或主管機關、相關社福機構指派之社工人員或其他專業人員為輔佐人陪同在場。但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不在此限。

第九十一條及前條第二項所定之二十四小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經過之時間不予計入。但不得有不必要之遲延：

一、因交通障礙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所生不得已之遲滯。

二、在途解送時間。

三、依第一百條之三第一項規定不得為詢問。

四、因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身體健康突發之事由，事實上不能訊問。

五、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表示選任辯護人之意思，而等候辯護人到場致未予訊問。但等候時間不得逾四小時。其等候第三十一條第五項律師到場致未予訊問，或因身心障礙，致無法為完全之陳述，因等候第三十五條第三項經通知陪同在場之人到場致未予訊問，亦同。

六、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須由通譯傳譯，因等候其通譯到場致未予訊問。但等候時間不得逾六小時。

七、經檢察官命具保或責付之被告，在候保或候責付中。但候保或候責付時間不得逾四小時。

八、犯罪嫌疑人經法院提審之期間。

前項各款情形之經過時間內不得訊問。

因第一項之法定障礙事由致二十四小時內無法移送該管法院者，檢察官聲請羈押時，並應釋明其事由。

被告、辯護人及得為被告輔佐人之人於偵查中得請求鑑定，並得請求檢察官選任前條第一項之人為鑑定。

第一百六十三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三項及第四項前段規定，於前項請求準用之。

當事人於審判中得向法院聲請選任前條第一項之人為鑑定。

檢察官於偵查中選任鑑定人前，得予被告及其辯護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審判長、受命法官於審判中選任鑑定人前，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得陳述意見。

法院認有必要時，得依職權或依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之聲請，就案件之專業法律問題選任專家學者，以書面或於審判期日到場陳述其法律上意見。

前項意見，於辯論終結前應告知當事人及辯護人使為辯論。

本節之規定，除第二百零二條外，於前二項之情形準用之。

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者，得命被告於一定期間內遵守或履行下列各款事項：

一、向被害人道歉。

二、立悔過書。

三、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四、向公庫支付一定金額，並得由該管檢察署依規定提撥一定比率補助相關公益團體或地方自治團體。

五、向該管檢察署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四十小時以上二百四十小時以下之義務勞務。

六、完成戒癮治療、精神治療、心理治療、心理諮商、心理輔導或其他適當之處遇措施。

七、保護被害人安全之必要命令。

八、預防再犯所為之必要命令。

檢察官命被告遵守或履行前項第三款至第六款之事項，應得被告之同意；第三款、第四款並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

第一項情形，應附記於緩起訴處分書內。

第一項之期間，不得逾緩起訴期間。

第一項第四款提撥比率、收支運用及監督管理辦法，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另定之。

對於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及前四條停止或繼續審判之裁定，或駁回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五項或前條聲請之裁定，得提起抗告。

測謊之結果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事實存否之證據。但作為爭執被告、被害人或證人陳述之證明力者，不在此限。

（行政院另有不同意見）

立法說明

一、本條新增。

二、按測謊係透過儀器，反映受測者受測時之生理現象，再經人工判讀檢視受測者對過去發生事實之陳述與其記憶是否相符之程序，實施測謊之受測對象為人，而每個人生理、心理及情緒等狀態，在不同時間本不可能完全相同，其生理反應受外在影響因素甚多，諸如疾病、高度冷靜之自我抑制、激憤之情緒、受測以外其他事件之影響等，不止於說謊一項，且與人格特質亦有相當關連，亦不能排除刻意自我控制之可能性，因此說謊時亦不必然均會產生生理、心理及情緒之緊張波動反應。其次，測謊係透過儀器檢測受測者之記憶與其陳述是否相符之程序，如受測者之主觀認知與事實不符，或未將事實如實轉錄儲存於記憶，甚或發生對於事實完全未儲存於記憶等情形，亦無法藉由實施測謊證立受測者之陳述是否與其記憶相符。再者，美國司法實務早期採用佛萊法則時，已認為測謊報告未達科學上「普遍接受」之程度而不容許提出於法院作為證據；縱使測謊技術改變，自聯邦最高法院揭示道伯法則以來，大部分聯邦上訴巡迴法院及各州最高法院仍認為測謊結果不具證據容許性，不得提出於法院。德國近年實務雖認為在取得被告同意下，實施測謊未侵害被告之憲法上權利，但測謊採用之問題控制法等方式尚未達「普遍一般及無可懷疑而可信」之程度，無證據價值可言，對於此種全然不適當之證據方法，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證據調查之聲請。由上可知，美國及德國業於司法實務排除測謊結果之證據容許性及調查必要性。綜上，受測者說謊時不必然均會產生生理、心理及情緒之緊張波動之說謊反應，縱有產生圖譜波動之說謊反應，亦不必然得以證立受測者之陳述與其記憶不符。尤以美國及德國司法實務均業已排除測謊結果之證據容許性及調查必要性，測謊之結果自無證據適格，而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事實存否之證據，爰增訂本條規定。然而為發現無辜、避免冤抑等情，測謊之結果自得作為爭執被告、被害人或證人陳述證明力之彈劾證據（日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二十八條參照），爰為但書之規定。至於偵查機關得以測謊之結果作為偵查手段，藉以排除或指出偵查之方向，協助偵查，則不在禁止之列，自不待言。

行政院意見：

一、關於測謊鑑定結果之證據能力，建議由實務發展為宜，不宜在本法中訂定測謊鑑定結果無證據能力之規定，宜由法院於實務個案中認定逐步發展形成見解，若法院認定結果仍有歧異，最終可委諸最高法院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

二、關於測謊結果得否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亦即有無證據能力），本法並無明文，惟目前司法實務認為，測謊機關之鑑定報告，形式上若符合測謊基本程式要件，包括：(一)經受測人同意配合，並已告知得拒絕受測，以減輕受測者不必要之壓力、(二)測謊員須經良好之專業訓練與相當之經驗、(三)測謊儀器品質良好且運作正常、(四)受測人身心及意識狀態正常、(五)測謊環境良好，無不當之外力干擾等要件，即賦予證據能力。且受測者否認犯罪之供述呈現不實之情緒波動反應，不得採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若受測者否認犯罪之供述並無不實之情緒波動反應，又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其被訴之犯罪事實，自得採為有利於受測者之認定（參照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二二八二號、九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七一三五號、九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二三四五號判決）。參諸我國現行實務見解，對於測謊鑑定證據能力之認定，已形成須符合一定要件始得認有證據能力之認定標準，且法官亦不得僅依測謊鑑定之結果作為判斷事實之唯一依據，相較於其他類型證據之證據能力認定，最高法院實已透過判決設立嚴格且實務上可行之規範標準。

三、再者，觀諸美國聯邦法制、日本等法制先進國家之立法例，關於測謊報告證據能力之認定，亦均係透過法院實務發展為之，而未於各該國之刑事訴訟法中單獨就測謊鑑定有無證據能力予以明定，更遑論直接以法律明文規定測謊不得作為證據；況測謊報告之可信性實可透過訂定嚴謹且縝密之標準作業程序予以確保，並由司法機關透過實務案件累積形成審查判斷科學鑑定報告有無證據能力之標準，此觀美國聯邦實務亦復如此。因此，關於測謊鑑定之證據能力，建議由實務發展為宜，並輔以鑑定制度之充實，不宜在本法中訂定測謊結果無證據能力之規定，敬請斟酌。

測謊之結果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事實存否之證據。但作為爭執被告、被害人或證人陳述之證明力者，不在此限。

立法說明

一、本條新增。

二、按測謊係透過儀器，反映受測者受測時之生理現象，再經人工判讀檢視受測者對過去發生事實之陳述與其記憶是否相符之程序，實施測謊之受測對象為人，而每個人生理、心理及情緒等狀態，在不同時間本不可能完全相同，其生理反應受外在影響因素甚多，諸如疾病、高度冷靜之自我抑制、激憤之情緒、受測以外其他事件之影響等，不止於說謊一項，且與人格特質亦有相當關連，亦不能排除刻意自我控制之可能性，因此說謊時亦不必然均會產生生理、心理及情緒之緊張波動反應。其次，測謊係透過儀器檢測受測者之記憶與其陳述是否相符之程序，如受測者之主觀認知與事實不符，或未將事實如實轉錄儲存於記憶，甚或發生對於事實完全未儲存於記憶等情形，亦無法藉由實施測謊證立受測者之陳述是否與其記憶相符。再者，美國司法實務早期採用佛萊法則時，已認為測謊報告未達科學上「普遍接受」之程度而不容許提出於法院作為證據；縱使測謊技術改變，自聯邦最高法院揭示道伯法則以來，大部分聯邦上訴巡迴法院及各州最高法院仍認為測謊結果不具證據容許性，不得提出於法院。德國近年實務雖認為在取得被告同意下，實施測謊未侵害被告之憲法上權利，但測謊採用之問題控制法等方式尚未達「普遍一般及無可懷疑而可信」之程度，無證據價值可言，對於此種全然不適當之證據方法，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證據調查之聲請。由上可知，美國及德國業於司法實務排除測謊結果之證據容許性及調查必要性。綜上，受測者說謊時不必然均會產生生理、心理及情緒之緊張波動之說謊反應，縱有產生圖譜波動之說謊反應，亦不必然得以證立受測者之陳述與其記憶不符。尤以美國及德國司法實務均業已排除測謊結果之證據容許性及調查必要性，測謊之結果自無證據適格，而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事實存否之證據，爰增訂本條規定。然而為發現無辜、避免冤抑等情，測謊之結果自得作為爭執被告、被害人或證人陳述證明力之彈劾證據（日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二十八條參照），爰為但書之規定。至於偵查機關得以測謊之結果作為偵查手段，藉以排除或指出偵查之方向，協助偵查，則不在禁止之列，自不待言。

測謊之結果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事實存否之證據。但測謊之結果有利於被告或作為爭執被告、被害人或證人陳述之證明力者，不在此限。

立法說明

一、本條新增。

二、按測謊係透過儀器，反映受測者受測時之生理現象，再經人工判讀檢視受測者對過去發生事實之陳述與其記憶是否相符之程序，實施測謊之受測對象為人，而每個人生理、心理及情緒等狀態，在不同時間本不可能完全相同，其生理反應受外在影響因素甚多，諸如疾病、高度冷靜之自我抑制、激憤之情緒、受測以外其他事件之影響等，不止於說謊一項，且與人格特質亦有相當關連，亦不能排除刻意自我控制之可能性，因此說謊時亦不必然均會產生生理、心理及情緒之緊張波動反應。其次，測謊係透過儀器檢測受測者之記憶與其陳述是否相符之程序，如受測者之主觀認知與事實不符，或未將事實如實轉錄儲存於記憶，甚或發生對於事實完全未儲存於記憶等情形，亦無法藉由實施測謊證立受測者之陳述是否與其記憶相符。再者，美國司法實務早期採用佛萊法則時，已認為測謊報告未達科學上「普遍接受」之程度而不容許提出於法院作為證據；縱使測謊技術改變，自聯邦最高法院揭示道伯法則以來，大部分聯邦上訴巡迴法院及各州最高法院仍認為測謊結果不具證據容許性，不得提出於法院。德國近年實務雖認為在取得被告同意下，實施測謊未侵害被告之憲法上權利，但測謊採用之問題控制法等方式尚未達「普遍一般及無可懷疑而可信」之程度，無證據價值可言，對於此種全然不適當之證據方法，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證據調查之聲請。由上可知，美國及德國業於司法實務排除測謊結果之證據容許性及調查必要性。綜上，受測者說謊時不必然均會產生生理、心理及情緒之緊張波動之說謊反應，縱有產生圖譜波動之說謊反應，亦不必然得以證立受測者之陳述與其記憶不符。尤以美國及德國司法實務均業已排除測謊結果之證據容許性及調查必要性，測謊之結果自無證據適格，而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事實存否之證據，爰增訂本條規定。然而為發現無辜、避免冤抑等情，測謊之結果自得作為爭執被告、被害人或證人陳述證明力之彈劾證據（日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二十八條參照）；又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要旨「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爰為但書之規定。至於偵查機關得以測謊之結果作為偵查手段，藉以排除或指出偵查之方向，協助偵查，則不在禁止之列，自不待言。

被告、辯護人及得為被告輔佐人之人於偵查中得請求鑑定，並得請求檢察官選任前條第一項之人為鑑定。

第一百六十三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三項及第四項前段規定，於前項請求準用之。

當事人於審判中得委任前條第一項之人實施鑑定，或向法院聲請選任前條第一項之人為鑑定。

因前項委任鑑定人所生之費用，由委任之人負擔。

（乙案：行政院版）

第一百九十八條之一　被告、辯護人及得為被告輔佐人之人於偵查中得請求鑑定，並得請求檢察官選任前條第一項之人為鑑定。

第一百六十三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三項及第四項前段規定，於前項請求準用之。

當事人於審判中得委任前條第一項之人實施鑑定或就依第一百九十八條第一項或第二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鑑定，以言詞或書面提供鑑定意見。

前項情形，鑑定人因鑑定之必要，得請求審判長或受命法官許可交付關於鑑定之物。

因第三項委任鑑定人所生之費用，由委任之人負擔。但符合法律扶助法所稱無資力者，得適用該法之規定申請扶助。

立法說明

一、本條新增。

二、因鑑識科學技術之進步，現行刑事訴訟實務愈加藉助鑑識結果，以利發現真實，並避免冤抑，足見鑑定於刑事訴訟程序益增其地位。而被告及其辯護人於偵查中如認證據有湮滅、偽造、變造、隱匿等情形之虞時，得依第二百十九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聲請檢察官為保全證據之鑑定，不服檢察官駁回鑑定之聲請，亦得再依同條第三項規定向該管法院聲請保全證據；且考量被告於偵查中本得自行就鑑定事項提出書面意見（例如尿液或毛髮檢驗報告、精神狀態之檢查報告等），作為有利於己主張之證明，又此書面意見原則上雖無證據能力，然可於審判中提出作為爭執證明力之彈劾證據，足以確保被告之訴訟防禦權；況部分鑑定客體如係由檢察官扣押、保管中，或因鑑定後滅失或失其原物之性質（例如扣押之毒品、子彈等），或屬依法得沒收之物（例如偽造之貨幣、文書等），而無法或不宜交付被告，於此情形自不宜賦予被告於偵查中得自行委任鑑定之權利，以避免妨害偵查目的及危害真實發現。又檢察官依第二條規定於偵查中本應一併注意有利被告之情形，為使被告、辯護人及得為被告輔佐人之人於偵查中能藉由期前參與，請求檢察官以多元角度考量偵查中是否實施鑑定以及選定何人為鑑定人，促請檢察官為有利於被告之必要處分，爰增訂第一項。又此項之請求並非聲請，檢察官自可依案件偵查之具體情形決定是否採納及其範圍，並適時以適當方式使請求人知悉。

三、被告、辯護人及得為被告輔佐人之人於偵查中請求鑑定或請求檢察官選任前條第一項之人為鑑定之程式，應予明定，以使爭點更為集中，妥速偵查程序之進行，爰準用第一百六十三條之一有關審判中聲請調查證據法定程式之規定，增訂第二項。

四、本法第一百九十八條第一項僅規定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得選任鑑定人，就被告、檢察官及自訴人於審判中得否自行委任鑑定人實施鑑定，或向法院聲請選任前條第一項之人為鑑定，則無明文。鑑於實務上認為被告自行委任鑑定人所作成之鑑定書面報告，乃審判外之書面陳述而無證據能力，但又認為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提出之鑑定報告，為傳聞法則之例外，而有證據能力，恐有違反武器平等原則之疑慮，為發現真實之必要，爰增訂第三項規定。然檢察官於審判中依本項規定所為之自行委任鑑定，係屬任意偵查之性質，與檢察官於偵查中依前條或第二百零八條規定選任或囑託鑑定之情形不同，自不待言。又當事人於審判中自行委任鑑定時，應依訴訟進行之程度，向法院陳明是否業已自行委任鑑定及其進行之時程，以利案件妥適審結，且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三條規定，此項權利之行使應依誠信原則，不得濫用，亦不得無故拖延，一併敘明。

五、當事人於審判中如自行委任鑑定人，其因委任所生之費用，例如鑑定人之報酬及實施鑑定所需之費用等，均應由委任之當事人自行負擔，爰增訂第四項。

行政院意見：

一、鑑定之結論常影響審判之結果，在實施國民法官制度下，鑑定人之意見對於國民法官心證形成之重要性更係不言可喻，考量我國已改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爰賦予當事人自行委任鑑定人實施鑑定，俾與被告受憲法保障之訴訟主體地位相稱，並於第三項後段定明可提供鑑定意見。

二、考量司法院版之本條對於當事人自行委任鑑定人實施鑑定情形，鑑定之物之交付、使用限制及保管作業欠缺明文規範，為平衡鑑定之物滅失毀壞之風險，爰明定第四項，鑑定人因鑑定之必要，在確保鑑定之物安全之前提下，得請求審判長或受命法官許可交付鑑定之物，以實施鑑定。

三、私選鑑定制度有助於發現真實，保障當事人地位對等及武器平等，然在實際運用上可能因貧富不均形成實質不平等之情形，為提供無資力當事人適當之照料，爰增訂第五項，將本制度定位為法律扶助法第四條第五款及第二十七條第二項第五款所稱「其他法律事務上必要之服務」之扶助事項。如符合法律扶助法第五條第一項所稱無資力者，得適用該法申請扶助，並由法律扶助基金會本於職權循其內部審查作業決定是否准許扶助及扶助範圍。

(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主詰問應就待證事項及其相關事項行之。

為辯明證人、鑑定人、專家證人陳述之證明力，得就必要之事項為主詰問。

行主詰問時，不得為誘導詰問。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未為實體事項之詰問前，有關證人、鑑定人、專家證人之身分、學歷、經歷、與其交游所關之必要準備事項。

二、當事人顯無爭執之事項。

三、關於證人、鑑定人、專家證人記憶不清之事項，為喚起其記憶所必要者。

四、證人、鑑定人、專家證人對詰問者顯示敵意或反感者。

五、證人、鑑定人、專家證人故為規避之事項。

六、證人、鑑定人、專家證人為與先前不符之陳述時，其先前之陳述。

七、其他認有誘導詰問必要之特別情事者。

立法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