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條文須以強暴、脅迫或詐術為妨害農工商之行為，方科以刑事責任，惟我國早已由農業社會遞嬗至資訊社會，現行手法，也已由暴力等脅迫方式，改以倚靠經濟或資訊優勢力量為之，法律規範顯有不足，應與時俱進，以遏止不法囤積商品、哄抬物價之牟取暴利行為，爰增訂第一項，其理由如下：
(一)囤積目的在於影響價格牟取暴利，爰參考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以「意圖抬高交易價格」規範行為人之主觀犯意；又增訂本項目的在於處罰不肖廠商藉囤積商品以影響價格之行為，為區隔合理正常進貨庫存與藉囤積牟利行為，故以「無正當理由不應市銷售」作為處罰之構成要件。
(二)本條性質係屬妨害農工商罪，保護客體宜以農工物品為範圍，不宜擴大至所有民生物品，是以仍維持原條文規定範圍。惟原條文所稱「穀類」、「種子」等物品在定義上易生疑義。爰參照「農產品市場交易法」、「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糧食管理法」等規定，修正用語，以臻明確。
(三)行為人惡意囤積行為，藉以抬高交易價格，造成物價波動，影響民眾權益甚鉅，實有處罰之必要。而現今物流通暢，與本條立法時貨無法暢其流情形迥異，如須「致市上生缺乏」之結果始處罰，不但不符現狀，在現行實務舉證亦不易，爰不將致市上生缺乏之要件納入考量
二、原條文第一項移列第二項，除配合第一項為文字修正，並刪除「致市上生缺乏」之要件外，以現今資訊流通時代，原條文欲以詐術方式，妨害販運，可能性甚微，爰加以刪除。但仍有以強暴、脅迫方式，妨害第一項物品之販運，並造成物價高漲之可能，且其可罰性遠高於第一項，爰仍維持原條文有期徒刑之刑度，並依一般體例修正提高罰金刑之額度，且增加併科罰金之規定，以杜不法。
三、增訂第三項，以在證券交易法為維持市場公平與公正，對於以不實謠言炒作股價，亦加以處罰。在實務上也常見有以此手法影響物價，其可罰性與第一項相當。爰參照第一項及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增訂對該行為之處罰，避免業者以此方式影響物價，形成犯罪死角。
四、原條文第二項移列至第四項，配合項次調整並作文字修正。

一、漢生病病患人權保障及補償條例業於九十七年八月十三日公布施行。該條例第二條第二項規定：「其他法令所稱之痳瘋（癩）病與痲瘋（癩）病病人，自本條例施行日起六個月內，各主管機關應依本條例修正之。」是以，原條文之「痲瘋」用語已不符時宜，且漢生病並無法透過猥褻或性交行為傳染，爰予修正刪除。
二、原條文罰金刑金額過輕，為兼顧衡平，爰酌予修正提高額度。

一、原條文之罰金刑原規定為一千元以下罰金，依刑法施行法第一條之一規定，即為新臺幣三萬元，顯已不符時宜，應予提高，爰原條文第一項酌予修正提高罰金刑額度，以求衡平。
二、原條文第二項、第三項未修正。

一、原條文之罰金刑已不符時宜，應予提高，爰原條文第一項酌予修正提高罰金刑額度，以求衡平。
二、原條文第二項未修正；另考量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罪有未遂犯之可能，爰增訂第三項。

一、原條文之罰金刑已不符時宜，應予提高，爰原條文第一項酌予修正提高罰金刑額度，以求衡平。
二、原條文第二項未修正；另考量本法就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多設有未遂犯之處罰規定，爰增訂第三項。

一、為使法官於具體個案裁判更具量刑彈性，同時遏止行為人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之財產，爰第一項增列得併科罰金之處罰規定。
二、原條文第二項未修正；另本條係第三百三十九條普通詐欺罪之加重類型，卻反無未遂犯之處罰規定，顯有闕漏，爰增訂第三項。

一、本條新增。
二、近年來詐欺案件頻傳，且趨於集團化、組織化，甚至結合網路、電信、通訊科技，每每造成廣大民眾受騙，此與傳統犯罪型態有別，若僅論以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責，實無法充分評價行為人之惡性。參酌德國、義大利、奧地利、挪威、荷蘭、瑞典、丹麥等外國立法例，均對於特殊型態之詐欺犯罪定有獨立處罰規定，爰增訂本條加重詐欺罪，並考量此等特殊詐欺型態行為之惡性、對於社會影響及刑法各罪衡平，將本罪法定刑定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且處罰未遂犯。
三、第一項各款加重事由分述即下：
(一)行為人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施以詐欺行為，被害人係因出於遵守公務部門公權力之要求，及避免自身違法等守法態度而遭到侵害，則行為人不僅侵害個人財產權，更侵害公眾對公權力之信賴。是以，行為人之惡性及犯罪所生之危害均較普通詐欺為重，爰定為第一款加重事由。
(二)多人共同行使詐術手段，易使被害人陷於錯誤，其主觀惡性較單一個人行使詐術為重，有加重處罰之必要，爰仿照本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立法例，將「三人以上共同犯之」列為第二款之加重處罰事由。又本款所謂「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不限於實施共同正犯，尚包含同謀共同正犯。
(三)考量現今以電信、網路等傳播方式，同時或長期對社會不特定多數之公眾發送訊息施以詐術，往往造成廣大民眾受騙，此一不特定、多數性詐欺行為類型，其侵害社會程度及影響層面均較普通詐欺行為嚴重，有加重處罰之必要，爰定為第三款之加重處罰事由。

一、本條之行為客體原為未滿二十歲之人，然考量現今國民發育與教育等客觀因素，並參酌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及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均係以未滿十八歲為特別保護對象。是以，本條就特定年齡者之保護有採相同標準之必要，爰將原條文第一項所定「未滿二十歲之人」修正為「未滿十八歲之人」；另酌予修正提高罰金刑額度，以求衡平。
二、原條文第二項、第三項未修正。

一、原條文之罰金刑已不符時宜，應予提高，爰原條文第一項酌予修正提高罰金刑額度，以求衡平。
二、原條文第二項未修正。

為杜爭議，爰明列第三百三十九條至第三百四十二條之罪，以資明確。

一、本條構成要件原為「乘他人急迫、輕率或無經驗」，惟考量若干情形可能未能為上開情形所涵蓋，為避免法律適用上之漏洞，爰於第一項增列「難以求助之處境」之情形。又本條之最高法定刑原為一年有期徒刑，惟行為人利用被害人經濟處境，獲取不法利益，使被害人經濟處境更為不利，導致被害人陷於經濟困境中難以解決，若最重法定刑僅為一年有期徒刑，未考量行為人惡性與被害人受害程度等情形，實不足以遏止重利歪風，爰將原條文第一項最重法定刑修正為三年，以使法官於具體個案裁判更具量刑彈性，俾充分評價行為人之惡性；另酌予修正提高罰金刑額度，以求衡平。
二、考量社會上重利案件，常以手續費、保管費、違約金等各類費用名目，取得原本以外之款項，無論費用名目為何，只要總額與原本相較有顯不相當之情形，即應屬於重利。為避免爭議，爰參考義大利刑法重罪分則第六百四十四條第三項、第四項規定，增訂第二項，以資周延。

一、本條新增。
二、重利被害人遭受不當債務索討，而衍生社會問題之案件，層出不窮，此等行為較諸單純收取或索討重利之行為更為惡劣，危害性亦更鉅。雖以強暴、脅迫、恐嚇、傷害等違法方法索討重利債權，可能該當妨害自由、恐嚇、傷害等罪，惟實務上行為人索討債權之方法未必構成犯罪行為，卻足使被害人心生畏懼或感受強烈之壓力，例如：在被害人住處外站崗、尾隨被害人.. 等，就此等行為態樣如無處罰規定，不啻係法律漏洞，為遏止此類行為，爰增列本條之處罰規定，並衡酌刑法分則傷害罪章、妨害自由罪章及本章各罪之刑度，將法定刑定為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並於第二項規範未遂犯之處罰規定。

一、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以下簡稱「兩公約施行法」）第二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效力。」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六條第二款規定：「凡未廢除死刑之國家，非犯情節重大之罪，且依照犯罪時有效並與本公約規定及防止及懲治殘害人群罪公約不牴觸之法律，不得科處死刑……。」
二、兩公約施行法第三條復規定：「適用兩公約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六條第二款關於「情節重大之罪」之解釋，應參酌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一九八二年第十六屆會議作成之第六號一般性意見：「意義必須嚴格限定」。查經濟及社會理事會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第五十號決議附件「關於保護死刑犯的權利的保障措施」提及：「死刑的範圍只限於對蓄意而結果危害生命或其他極端嚴重後果的罪行」。至於何種罪名屬於「情節重大之罪」，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秘書長自二○○○年起每五年提出的「死刑和關於保護死刑犯的權利的保障措施報告」、人權理事會二○○七年提出之特別報告立法院第8屆第1會期第2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政548，均揭示未導致喪命的綁架並不屬於可判處死刑的「情節重大之罪」。
三、原條文第一項規定：「意圖勒贖而擄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二項後段規定「致重傷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與第二項前段規定「因而致人於死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二年以上有期徒刑」相較，無論行為人是否致人於死，均有科處死刑之規定，顯有違反比例原則。又單純意圖勒贖而擄人或擄人勒贖致重傷之情形，均非屬剝奪生命法益之犯罪，牴觸前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六條第二款之「非犯情節重大之罪……不得科處死刑」規定。為符合兩公約施行法之規定，爰為第一項、第二項之修正。
四、原條文第三項至第五項未修正。

一、竊盜案件頻傳，近三年竊盜案件雖有下降，由九十七年的二十萬餘件下降至九十九年的十四萬餘件，破獲率卻未見提升，以普通竊盜案為例，近三年破獲率竟均未達五成，汽車竊盜案也未達七成。
二、易銷贓行業如當鋪、舊貨業等的營業家數逐年增加，也增加了銷贓的管道，影響破案的難度，實有必要將現行罰則加重，以有效嚇阻銷贓行為，並進一步阻止竊盜案件的發生。
三、為保障民眾財產安全，爰將原條文第一項、第二項合併，並提高罰金刑，修正為「收受、搬運、寄藏、故買贓物或媒介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