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修正第一項第三款，增列尿液濃度檢驗結果為陽性之樣態。

二、增列第五項，規定第一項第三款駕駛人尿液中毒品濃度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三十三條之一規定授權訂定之「濫用藥物尿液檢驗作業準則」，依其檢驗結果閾值（臨界值）為陽性者，就一律視為不能安全駕駛，即可定罪。

三、吸食毒品者會造成精神狀態的影響：低者注意力減輕、中者造成判斷力減損、高者可能會有現實感缺損的幻聽、妄想，還有意識混亂、昏迷、死亡的危險；而在停止吸用毒品後，還可能會有戒斷症狀，產生焦慮、疲憊、想睡覺，影響注意力的判斷。可見毒駕對社會安全的危害絕對不低於酒駕，是以針對酒駕和毒駕宜統一法律見解較為妥當。

一、根據交通部統計，101年至107年酒駕違規每年平均件數皆為10萬餘件，其中違規2次以上者約占37%，又法院依照美國三振條款之精神作為量刑原則，酒駕犯者須至三犯方有入監風險。鑒此，考量再犯現象嚴重，以及法院三振條款受到心存僥倖者濫用，參酌日本之立法例（未達酒醉程度，經檢驗出有酒精反應之駕駛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酒醉駕駛罪則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第一項刑度以杜絕僥倖心理。

二、原條文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規定之「致不能安全駕駛」為不確定法律概念，現行法令並無詳細規範，造成檢警與法院對於「不能安全駕駛」之見解時有爭議，造成實務上雖有檢測出駕駛人有第二款、第三款準酒駕或毒駕情形，但因檢警無法證明「不能安全駕駛」，而獲判無罪，成為防範準酒駕及毒駕的灰色地帶。

三、參酌中華民國刑法第八十八條毒品禁戒處分之立法理由：「本條以「吸食」、「施打」為犯罪行為，惟「吸食」與「施打」是否能包羅所有使用毒品之方法，頗有疑問。爰改採較廣含義之「施用」，以資概括。鑒此，此類犯罪行為態樣均應規定為施用，以利司法實務認事用法。

四、酒後駕車等危險駕駛行為除嚴重危害交通公共安全，更對他人生命、身體造成重大威脅，政府、媒體雖已多次宣導酒後駕車之惡，然酒駕肇事致人死傷案件仍層出不窮，酒駕者任憑一己之輕率僥倖，肇生事故致奪人性命、毀人家庭，造成無可回復之遺憾，又參考日本立法例（酒駕致傷者處1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則處1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第二項加重結果犯之刑度，達成威嚇、預防及矯正效果，維護國人用路安全之社會法益，使國人免於本條犯者之威脅，彰顯「酒駕零容忍」之社會共識。

五、修正第三項，參考美國加州酒駕可能構成二級謀殺罪之判例，針對再犯酒駕並肇事致人死傷者，比照故意犯之刑責論處。加州最高法院於1981年People v.Watson 一案建立Watson Murder Rule：若被告曾犯有酒駕罪，且在前案中，該被告曾以書面或口頭表示：「已了解酒駕會對他人生命造成極度危險，如再犯酒駕，將會被起訴謀殺罪」，若該被告仍再犯酒駕因而肇事致人死傷，得以之作為該行為人惡意之佐證，可依二級謀殺罪起訴，判處十五年至無期徒刑。鑒此，若酒駕肇事致人死傷，倘行為人具有殺人或傷害之不確定故意，本應依中華民國刑法第二十二章殺人罪章及第二十三章傷害罪章之規定處斷；另參考上開美國判例，若行為人曾因違犯本條，而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或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既已經歷此一司法程序，實應心生警惕，並已知悉酒駕行為將對於他人生命、身體法益造成高度危險，若仍執意再為酒駕犯行並因而肇事致人於死或重傷，足證行為人對其他用路人生命、身體法益之輕忽漠視，得確信其具特別之實質惡意，誠有針對此類再犯行為提高處罰之必要，故提高此等惡意行為之刑責至等同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殺人罪、第二百七十八條重傷罪之刑度，以抑制酒駕等危險駕駛行為之社會危害性。